尽管关系的实质没有什么改变，判决也可能向行政机关有所倾斜，但原告在心理上已经获得了很大满足，最初的对抗情绪也得到了缓解。

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方式是赋予人民法院违宪审查权，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二) 从注重政治职能到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构职责，是由国家职能来实现的。

今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但是盲目冒进切不可行。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还未细化的前提下，处理纵向国家机构关系过去更多的是采用行政调整的方式，而这已经不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了。但是不可否认，国务院广泛的立法权力不是法治国家的常态，而迎来这一重大转折的是2001 年《立法法》的颁布。例如，美国制宪时并没有人权法案。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年6月 进入专题： 国家机构 社会变迁 。

总之，新修订的《条例》，就是要厘清社团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团成为自律的自主管理组织。一种占据优势的观点认为，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应该成为有独立自主权的公法人。正如罗豪才先生所说： 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有效的‘民告官制度传统。

( 2) 较大的市是宪法上一个独特的词汇，而批准权限又由国务院掌控，但是缺乏清晰的引入和退出机制。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首先与宪法中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是否落实密切相关，其次与国家对社会问题的重要程度，或者说是与社会政策的宽松度紧密相连。若如是，改革方可完成。而依据官方修订的精神来看，最鲜明之处即在于加强社团的组织管理，突出社团章程的重要性，让社团依章程开展自律管理。

在分析四个维度时，发现每一个维度与其他维度紧密相连，共同促成了社会变迁的结果。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30 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机构在处理和公民的关系上，经历了从注重政治职能到突出公共服务职能的变迁。

随着《刑事诉讼法》在1996 年、《刑法》在1997 年得到全面修订，这种治理模式悄然发生变化。摘要： 在八二宪法中，国家机构的条文比重较大。从宪法文本看，国家机构是一个意象丰富的能动体，通过展现国家机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四个维度，可以衔接宪法的各种关系。首长负责制只是把目标聚焦于决策环节，而忽视了执行、监督等环节。

另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20 世纪80年代通过的两个授权决定： 《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 1984 年9 月18 日) 和《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1985 年4 月10 日) ，让渡了大量的立法事项，赋予了国务院在经济立法方面的广泛权力。民主决策的行政机制显然是要打破首长负责制的独断局面。另外，我国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也促成了这种办事风格。( 一) 从中央授权到合理分权《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革命委员会那种极不适当的状态，而且使地方人大成为更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30 年来，除了设置海南省、重庆市和建立两个特区外，省一级的建制是十分稳定的，不过省以下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则要频繁得多，而调整行政区划设置的权力大部分被行政机关( 国务院和省、直辖市)占据了。

由行政机关控制行政区划的结果就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名义，行政区划的经常变动引发了大量的法律问题。30 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机构之间不仅要分工合作，更要加强制约，而这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制度演变而来的。

和其他省份一样，广东省启动社会组织的管理也经历了由慢到快的增量发展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的理念也在不断发展，2011 年《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方针政策。截至2009 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 1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 87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 04 万个，基金会1843 个。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 《社会管理条例》列入修订计划。2012 年《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 粤发［2012］ 7 号)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 粤府办［2012］ 48 号) 、《关于确定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的指导意见》( 粤民民［2012］ 135号) 又相继印发。但这是以强有力的司法权力作为后盾的，我国现阶段还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首长负责制是否就是有效率的，集体负责制是否就是没有效率的？ 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往往遮蔽了精细化的理论思考。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水平不平衡。

在相互碰撞中，终于在2004 年开花结果。连同1998 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三部行政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框架。

其间，2012 年3月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写入了保障人权的原则，加强了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而国家提高刑事受害人的救助也即将展开。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1991 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严打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与开发区一样，城市内部区划调整，如北京市原东城区和崇文区合并，也面临着类似的法律困境。此外，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 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 万多个。最后，开发区设置的国家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如何协调发展，也是问题重重。

为了展现这层变化，从广东省改革社会组织的实践详加说明。综合治理政策及中央综治委机构设置的变化，反映了国家职能重心的变迁。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宪法学界多将之比肩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性尊严条款，虽然有过度解释之嫌，但是人权入宪，确为党执政观念的重大更新。1999 年为配合社会整顿清查工作，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意见》等法规和行政规定。

社会变迁是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合力的结果。在中国曾经无序发展的驻京办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原则，它被人形象地称作跑部进钱，也被人称作地方第二行政中心。

香港特区的政治实践，无疑会间接地促进大陆的政治转型。1998 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将过去采取备案制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改为登记制，强化了双重管理体制。如同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重心在经济立法一样，社会组织立法迟至80 年代末才被提出来。以法国为例，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行政权力强大。

以开发区为例，从2003 年起，开展了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行动，到目前为止，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在不否定首长负责制的情形下，应该规定首长负责制的具体内容，不能再强调行政机关的首长对行政机关承担整体责任这种是是而非的观点。

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方式是赋予人民法院违宪审查权，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二) 从注重政治职能到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构职责，是由国家职能来实现的。

今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但是盲目冒进切不可行。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还未细化的前提下，处理纵向国家机构关系过去更多的是采用行政调整的方式，而这已经不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了。